我只說了一句話：“請給我點兒水喝。”

清岡對旁邊計程車兵說了幾句日語，一個兵跑出去，拿來一壺茶、一瓶威士忌酒、一盤香腸、一碗米飯和一碗肉菜，都放在一個木托盤中。米飯和肉還是熱的，散發著誘人的香味。我已經兩天兩夜沒吃沒喝啦，饞得我幾乎忘了軍官的廉恥。我站著，直勾勾地盯住木托盤。

‘姓名?”清岡問。我這才看清他是長方臉，鼻樑上長著一些雀斑。

“惠特尼，查爾斯·惠特尼。”

“職務和軍階?”

“你已經從我的領章上看出來了，中校。”

“部隊番號?”

“海軍陸戰隊四團。”

我把該說的能說的都說完了，我知道日內瓦戰俘公約允許士兵只回答這幾個問題，然而日本從未在日內瓦公約上簽字，執行不執行全在這個清岡中佐啦。我希望他能歇口氣，讓我吃點兒喝點兒，我都快支撐不住了。

他看出了這一點，就指著酒菜說：“惠特尼中校，我再問你幾個問題，回答了，這飯就歸你吃。”

“巴丹的部隊有多少入?番號是什麼?其中美軍有多少人?番號是什麼?”

我拒絕問答，問題超出了對戰俘的審訊範圍。

“快說，他們都部署在哪裡?在沙馬特山防線、馬拉拉河防線和馬利貝魯斯山區都駐紮了哪些部隊?大口徑炮有多少？坦克有多少?哪裡是佈雷區?”

我沉默著，不去理會清岡連珠炮式的審問。只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餐好飯反正是吃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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