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上海人把從事長途販運的人稱為“黃牛”，這種長途販運的合法性沒有正式說法，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幹。

我到信託公司任職不久，靜安、虹口證券業務部的經理向我請示，經常有國庫券“黃牛販子”上門向他們詢問：“大額的國庫券收不收？”我問他們多大額，回答是少則10多萬，多則幾十萬。我問胡瑞荃他們，賣方是哪些人，他們回答“當然是那些‘黃牛’”。那時上海儘管已有5個證券業務部，但知名度最高的還是靜安證券業務部，一般外地國庫券賣家到上海都是衝著那裡去的，胡瑞荃因此瞭解很多這方面的情況。他們告訴我，每天都有外地“黃牛”到他們業務部，先拿少量國庫券投石問路，說還有大頭在後面，如果我們要，他們的賣出價可以在我們的掛牌價上再下浮一些。

第二章（7）

“收。為什麼不收？”我的意見很明確。其實我知道，下面的業務部早就偷偷在幹了。

確實，一個證券業務部如果光靠櫃檯上每筆百十元的買賣，是賺不到什麼錢的，不過做大宗買賣，本錢也要大才行。當時信託公司撥給兩個業務部的營運資金非常有限，老胡他們找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資金。信託公司總經理李志道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支援，很快給兩個證券業務部充實了2 150萬元的營運資金。

我在證券業務部見過這些外地客戶，他們一般是白天與業務部談好價錢，營業結束後來交割。因為那時，國庫券的面值很小，最早期的國庫券最大面值只有10元，１００張一捆只有1 000元，１０萬元就是１００捆，清點很費時間，白天做會影響正常的對外業務。後來，我無意中發現有些外地客戶前來交割的國庫券有外地同行的封籤，明顯是從外省市的國庫券買賣櫃檯大額買進的，他們只是冒險倒運了一下，得到的卻是鉅額利潤。那時，上海與外地國庫券差價少則三五元，多則10元以上，２０萬元倒騰一次，利潤就在萬元左右，抵得上當年普通工人１０年的薪水。我和這些黃牛販子接觸了幾次，心想既然有這麼大的利益，我們自己為何不能做？我由此決定在公司開辦跨省市的國庫券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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