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萼山劇院門口長久的徘徊之後，我們又開始瞎轉。到了人民商場旁邊，路邊有一條長龍似的小攤，一個年輕的女攤主大約二十二三，吆喝聲清脆嘹亮，老遠都能聽見：隨便走來隨便看，樣樣東西都划算，包你滿意保質量，你若嫌貴不要錢。那個攤位的人很多，從小喜歡湊熱鬧的我們也湊到了攤位旁邊。只見那個攤主拿起一塊電子手錶，輕輕用手指一按。那塊表立即發出清脆的聲音：噔，現在時刻，晚上七點二十三。我們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生以來沒見過這麼新奇的洋機器零件。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我們村裡能有手錶的人那簡直是鳳毛麟角，太陽就是一天的時間。日出東方該起床，日上三竿吃早餐，日頭當頂作午飯，日沉月升是晚餐。我爸爸當時有一塊老上海，據說是人家送給他的，他也是把它當作最珍貴的寶貝珍藏起來，可能也是我家當時最值錢的家當。我一直對那塊表偷窺已久，用心良苦的想得到它來提高我在小夥伴中的身份地位，讓他們羨慕我，我也可以藉此神氣活現一把。可我爸一直不鬆口，使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再說那個年代父母是絕對的主宰，根本沒有什麼條件可以和他進行商量或者談判。經過無數次徒勞的努力之後，我漸漸對那塊表心死，不過那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解不開的結。我記得小時候每次臨近考試，他總是說你這次考好了就獎勵你一塊錢，如果考差了門後面的那些棍子是擺在那裡的在等你。父母是一直信奉“棍子下面出好人”的這一道理的，就像信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樣。他們把此奉為絕對真理，我想他們是從大農業時候天天背誦的毛主席語錄以及他們常在我面前提及的所謂的“老三篇”中一知半解的學習了馬克思主義，雖然我到現在也不真正明白那個所謂的“老三篇”是指的什麼東西。這樣的軟硬兼施我已經習慣了，結果是一半一半。但考好了不一定會給我一塊錢，考差了一定會有一頓痛打。因為我和劉毅小學就一直是一個班，我們差不多是輪流坐莊。對我們來說標準很明白：考好了的就是第一，考差了就意味著第二。因此在他們的獎勵和痛打之中我逐漸習慣，有許多次我預感到我要考第一我就和他們說，如果這次我考了第一你能不能把那塊表獎勵給我，當然說這句話是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的，至少你要有接受一頓痛打的心理準備。在這個問題上我爸向來都很清醒，雖然他一直嗜酒如命，許多時候喝的酩酊大醉。他說如果我考上大學就把那塊表給我，這句話一出我就對那塊表徹底死心了。因為在我我們那邊就根本沒有出過大學生，能讀完高中的人就屈指可數，我知道的我們村裡就只有兩三個高中生。原因很簡單，就是沒有誰家裡有那麼多錢供孩子讀書，一家人一年到頭能吃飽穿暖就不錯了。如果辛苦一年能給全家老小添置一套新衣服那就足以在村子裡感到自豪甚至光宗耀祖了。而且讓我現在都一直記憶深刻的是1986年我們家新修房子的時候，一次修四間木房，大概有100多平方米，那年我才6歲上小學一年級。那個給我們修房子的木匠勸我爸爸不要修那麼多房子，要送孩子唸書上大學。我爸爸調侃地說：我們解家梁這匹梁下面都是石頭，上面的土角薄，而且泥色也不好，養不起大學生。所以我對那塊老上海早就不得不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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