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隋書》諸志的總括性敘述，代表了唐政權的官方評判，那麼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的理念，則是更為直接的建政施政態度。《貞觀政要·君臣鑑戒》雲：“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舉，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其《務農》篇雲：“昔秦皇漢武，外多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當然，唐代也有基於現實政治而對秦政秦法的具體肯定，但已經遠非主流了。同一個魏徵，在答唐太宗對商鞅法治的責難時，論說便是相對肯定的：“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魏鄭公諫錄》卷三）

在整個唐代的歷史意識中，只有柳宗元對秦文明做出了“政”與“制”的區分，指出了秦“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其《封建論》雲：“秦有天下……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行，竭其禍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將文明體制框架與具體的施政作為區別開來，這是自兩漢以來最有見地的文明演進史觀念。這一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合理解釋了對秦文明的實際繼承與理念否定這一巨大割裂現象——實際繼承對“秦制”，理念否定對“秦政”。雖然，柳宗元的評判依舊遠遠不是主流歷史意識；雖然，柳宗元的“秦制”幾乎單純地指郡縣制，而並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歷史意識的出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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