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裡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區域性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於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雲：“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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