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子天佑來勁了，他開始侃侃而談，“我最近發現，這卡爾波普爾臺偉大了。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理想的激進主義與政治唯美主義緊密相關，就像希特勒和波爾波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於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美麗新世界。如波普爾所指出，這種審美熱情，僅當它受到理性、責任感以及幫助他人的人道主義的迫切要求約束時，才會變得有價值。否則，它就是一種危險的熱情，有發展成為一種神經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險。”

張嵐有些警覺，問，“你什麼意思？”

天佑接著說，“可想而知，一些畫家或詩人、具有藝術潛質的人成為政治領袖並將唯美主義這毫無約束的熱情複製並擴大到政治領域將是件多麼糟糕的事情。波普爾指出，我們同情這種唯美主義的衝動，我建議這樣的政治藝術家尋求以另一種材料來表現，而不是拿人來做試驗。因為唯美主義和激進主義必然引導我們放棄理性，而代之以對政治奇蹟的孤注一擲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許多絕望卻是敘述者手持枷鎖，憑空捏造的。 所以，波普爾主張每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很特殊的責任，任何不能簡單、清楚地講話的人都應住口。”

張嵐皺著眉頭，“詩人政治領袖？你是說毛？你這種思想太危險了，你要立刻停止看這種書。”

天佑說，“思想必須自由。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識的貧乏，是我們主張思想必須自由的兩個前提。與黑格爾等歷史理性主義者、預言家和救世主們不同的是，波普爾認為個人的尊嚴只有在自由批評的氛圍中才能得到體現，具有真理意味的見解只有在公共批評空間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與人們懷有何種動機參與辯論無關。如波普爾所言，世界上只有兩種政體，一種是被統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擺脫統治者的政體，另一種是隻能透過流血才能擺脫的政體。前一種是民主政體，後一種是暴政或獨裁,兩者的根本區別，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有與無的問題。前者屬於封閉社會，人們的生活習慣是一種神秘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而後者是開放社會，人們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思考的物件；前者的成員像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各據其位，各司其職，有發號施令的大腦，有唯命是從的手腳，而後者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競爭與流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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