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莊子》是亂世之書、過激之辭。隱居，只是不得已的選擇；隱居，也是在等待機會。——莊子可以正言若反，統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個時代隱士多，就說明政府很糟糕；那麼，為了證明這個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這些人繼續隱居。韓非子為此奠定過理論基礎，說太公望受封齊國的時候，當地有狂矞、華士兩兄弟，他們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鑿井而飲，自給自足而無求於人。太公望無法容忍這種人的存在，派人把他們抓起來殺了。周公旦在魯國聽說了這事，責問太公望說：“狂矞、華士都是賢人，你才赴任就殺賢人，這像什麼話！”太公望為自己做了許多辯護，大略是說，先王留下來的治國之道非爵祿則刑罰，但是像狂矞、華士這種人，爵祿刑罰對他們都沒用，當君主的沒法統治他們，留他們做什麼呢，還怕他們亂法易教呢，還是殺了的好。（《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競逐的亂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統的暴政之下，想隱居怕也難了。西晉葛洪就生活在類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辭官的經驗，於是假託附勢公子和懷冰先生的對話，辯解說堯舜在位的時候有隱者許由，大禹在位的時候有隱者柏成子高，聖明的時代是有包容力的，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選擇和發展。（《抱朴子外篇·嘉道》）況且把凡鳥的巢穴掀翻，鳳凰也不會來了；把魚鱉的池塘弄乾，神龍也會跑走；殺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會來你這裡了；太公望開了暴虐兇殘之先河，是用治軍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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