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稅法談不上有什麼先進意義，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稅法有很多種，比如說均田制、租庸調製、兩稅法，以及後來出現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無論哪一種稅法也都不具備革命性，頂多只能算作是更加適合了當時社會的需要。這是因為稅法的改變不會帶來社會性質的改變，歸根結底也都是在為君主制所服務。況且封建社會一向是人治大於法治，再好的經都能被念歪了，兩稅法剛頒佈時也曾說過，“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但沒過多久，連雞下出雙黃蛋來都要徵稅。所以看一個朝代的百姓負擔重不重，看正稅是沒有意義的，關鍵是要看勞役和雜稅的多少。

北宋開國第二年，趙匡胤就下令免除了各道州府徵用百姓運送貨物的勞役，改由軍卒充任。次年，又免除了徵用百姓搬運戍軍衣物的勞役，並規定如果州縣不尊令行，百姓可以檢舉。在趙匡胤統治期間，很少徵用勞役，即便是徵用也主要是為了促進生產，比如說疏通河道之類。趙匡胤自己也說：“朕自繼位以來，很少使用民力，只有春初修河才動用勞役，那也是為了百姓謀生計。”但即便是這種勞役，趙匡胤也很能為百姓著想，以往春夫服役是不給口糧的，但有一年趙匡胤親自去督役，發現役夫們幹活很累，有時候還吃不飽，所以心生憐憫，就傳下旨意：“一夫每日給米二升，天下其他各處役夫也如此。”從此這項規定就成為了定製。還有一種臨時出現的勞役，趙匡胤也不願讓百姓白乾，比如說乾德元年（963年），為了加高朗州（今湖南常德）城，趙匡胤曾臨時徵調朗州的百姓服役，但隨後就傳旨免去了朗州百姓當年的夏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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