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她的話，我心裡頭挺矛盾，說句實話，我特別不願意受理涉及政府官員和公、檢、法人員的案子，這裡除了我自身當過丨警丨察的原因之外，更多的還是我內心深處的顧慮。要知道，這一層人物的能量是相當大的，而我們國家現有的監督制約機制又盲區太多，造成了某些掌權者在一定範圍內擁有了似乎絕對的權力，而絕對的權力導致了絕對的*，這樣就使得他們當中一些人為所欲為，有時候連監督部門都拿這些人沒有辦法，我一個小小的私人偵探又能奈他何？……我心裡雖然這樣想著，可面對一個懷著一腔憤怒，不遠千里前來找我，並把全部伸冤的希望都寄託在我這兒的人，我又怎能讓她滿懷希望而來，滿腹失望而去呢？不知為什麼，在聽了她講訴的四處告狀全無結果，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但她又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李萬祥這樣的惡人搬倒的時候，我忽然聯想起了《楊三姐告狀》中的楊三姐。我想我雖然不象那個檢查廳廳長那樣沽名釣譽，也沒人家那樣的權力，但幫她搞到李萬祥涉嫌犯罪的證據，然後她再利用這些證據依靠法律武器去討個說法，這還是做得到的。不過我轉念一想，又放棄了接受委託的念頭。不管怎麼說，克頓調查事務所能生存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也很不容易，如果出於一種同情心去受理一個涉及法院副院長的案子，其中的風險可想而知。可對於一個楊三姐似的委託人，我又實在不願當面一口回絕她，使她最後的一點希望於瞬間破滅。猶豫再三，我轉念一想：如果我告訴她僱用私人偵探辦案是要花許多錢的，她也許立馬就會放棄原有的想法。因為動則幾萬元的辦案費，對她這樣一個鄉村婦女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如果這樣能迫使她放棄委託，既不至於太傷害她，我這也不用太難心，豈不是好？想到這兒，我便對她說：“我看你還是透過別的渠道取證吧，委託我們調查，收費是挺高的，一般的委託人很難承受”她一臉無奈地看了看我，囁嚅著問道:“一共得花多少錢？”我說：“連差旅費帶辦案費少說得3萬塊錢，如果案子複雜一些可能花得還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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