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東漢經學大師鄭玄（127-200）的註解，“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指的就是五帝時的禪讓制度，也就是“公天下”；而“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指的是禹，湯以後的“家天下”，在一家一姓中傳承帝王之位。前者稱為“大同”之世，後者稱為“小康”之世。（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奔小康”，不是一個概念）。這可以表明：戰國中期以後的儒家，已經接受和融合了墨家的禪讓之說，他們假借孔子的名義說事，把五帝時的大同境界，作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最高綱領”。但這也只是唱高調而已，禪讓觀念與儒家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畢竟是格格不入的。歷代封建王朝所提倡的“選賢”，不過是選擇能為王朝服務的優秀臣子罷了，怎能把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讓給他人呢？漢高祖劉邦連“非劉氏而王”都不接受，更何況非劉氏而帝？儒家只是把“大同”之世作為虛無縹渺的最高綱領掛在那裡，而他們的現實的政治理念，還是最低綱領的“小康”之世，實質上是用“小康”取代了“大同”。

中國古代的共產主義

近代以來，受摩爾根和馬克思關於原始社會的理論的影響，學者們按圖索驥，認為“大同”之世和禪讓之風就是原始社會財產公有和民主推選首領的反映。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所有的歷史著作和歷史教科書，都這樣宣講。但仔細推敲起來，事情也並非這樣簡單。戰國距原始社會，至少也有兩千多年，原始社會又沒有文字，這段歷史是怎麼傳下來的？如果說它只是一個若隱若現的史影，當然也無可厚非；但若是說真是那段歷史的直接的描述，就難以說得通了。在今天看來，最為穩妥的說法，應該是戰國學者的一種天才的想像，一種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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