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11 09:26:14

更新：

陶謙走了，帶著深深的遺憾與痛苦，也帶著一絲絲欣慰與希望。

徐州有他人生的輝煌最終卻成為他人生最大的遺憾，而遇到劉備則是他晚年最大的欣慰。

關於陶謙，歷史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評價：

一是陳壽《三國志》的評價：“陶謙昏亂而憂死。”所謂“昏亂”是說他在徐州“背道任情、刑政失和”，結果“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

一是《吳書》所引張昭對陶謙的悼文：“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這是件很奇怪的事兒。

同一個人，怎麼會產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評價？

當然，評價是主觀性很強的東西，有出入在所難免，但這兩種評價肯定有一個更接近客觀事實。

筆者更傾向於張昭的說法，因為陳壽的評價問題實在太多。

首先，陶謙不昏。不說別的，陶謙臨終託州於劉備，這是多麼英明的決策！怎麼能說他昏呢？其次，徐州不亂。陶謙死後，劉備順利接管，舉州同聲，沒有任何關於劉備平亂的記載，怎麼能說徐州亂呢？如果說有過闕宣之亂，那也不是陶謙的責任。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遇到了，誰也沒辦法。況且，人家陶謙自己把闕宣平定了。第三，“背道任情，信用小人”的說法也經受不住推敲。陳壽說陶謙疏遠名士趙昱，讓他去做了廣陵太守。這本身就自相矛盾。廣陵是徐州重郡，廣陵太守是州中要職，陶謙能派一個自己不信任的人去做嗎？至於說陶謙親用小人曹宏，“良善多被其害”，史上沒有任何其他證據。曹宏是誰、陶謙用他做什麼官、都害了哪些良善，這些都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事實是，陶謙用糜竺為別駕，用陳登為典農校尉，這怎麼能說陶謙“信用非所”呢？另外，據《三國志•王朗傳》載：董卓遷獻帝到長安時，陶謙察王朗茂才，用他為治中。當時趙昱為別駕，二人一同建議陶謙：“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陶謙便派趙昱到長安，天子嘉其忠義，拜陶謙為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同時封趙昱為廣陵太守，王朗為會稽太守。這就是說，陶謙從未疏遠過趙昱，趙昱的廣陵太守根本就是天子封的。這又是一個自相矛盾，不知道陳壽該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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