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並不是這種觀點的首創者，早在1896 年四月，《萬國公報》主筆沈壽康在一篇名為《匡時策》的文章中就曾明確提出：“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同年八月，大學士孫家鼐在《遵議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也提及類似的觀點與言辭：“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

從字面上來看，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貌似傳統的中庸之道，但在這樣一個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下，其觀點不僅僅是多了一種積極的態度，更多的是要在穩妥的前提下體現出一種有節制的突破。可惜的是，在官場歷練多年的張之洞雖能“深窺宮廷齟齬之情與新舊水火之象”，但他對此卻是無能為力的。張之洞對維新派的變法事業持同情態度，康有為在上海創辦“強學會”並辦有報刊《強學報》時，張之洞允每月接濟銀3000兩以充經費。但當他見到第一期報紙竟然以孔子生辰作為紀年而摒棄光緒某年時，不免大為震驚，不久即與與康梁等人斷絕來往。

維新事業缺少了穩健派的從中幫持，新舊兩派愈鬥愈狠，最終不可開交，雙雙以慘局收場。戊戌政變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就包括了張之洞在四川任學政時獎拔並帶在身邊多年的門生楊銳，而楊深秀，則在張之洞撫晉時被聘為書院襄理，是一個曾被借重的人。更為不堪的是，在兩年之後，其主持浙江鄉試時所取的門生袁昶和許景澄（均在總理衙門任職）因對排外直言相抗而被頑固派所害，而那些排外的親貴也在庚子年後遭到嚴厲的清算。在百年前，新舊之爭不僅僅是觀點之爭，更多是一種流血與性命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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