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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把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和高積累率都進行了貶低,但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社會物質財富上的差距最大的就是這樣的基礎設施為代表的社會財富的積累,以中國當前的積累率和GDP,中國目前的人均積累財富數量也成倍高於西方發達國家,這樣的情況下西方貶低中國的高積累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我們的土地財政是西方所沒有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土地是公有的,西方的土地私有被私人分割成為小塊,這樣的政策是無法執行和效仿的,當今的土地財政機制避免了西方同時期的圈地血腥,雖然也是問題多多,但是比起西方的同時期發展而言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以西方今天的標準要求中國就等於是以成人的標準來要求兒童,一定是拔苗助長式的失敗。如果你知道在早先的經濟危機,美國建造了當時每百平米造價超過白銀十萬兩的大型著名商業地產專案——帝國大廈,以此方式走出危機成為世界第一,一九三幾年的十萬兩白銀是何等的購買力,只能夠換取帝國大廈的一套百平米的房子,知道這樣的歷史真相就更能夠理解我們的政策。
還有人可能會說起當年日本、香港等地的走向發達,但是對於這樣的情況我認為是無法直接比擬的,因為這些國家或者地區都是面積很小的,其對於市政等基礎設施的要求與一個大國是不一樣的,大國的設施和管理成本不是隨著規模線形增加的。更關鍵的是這些國家不需要一定糧食自給並且可以填海造地,海洋還是重要的交通通道,更何況日本和德國等等的基礎建設是利用當年的戰爭以軍管的手段建設了很多的,他們的基礎也不一樣。當年二戰前德國的崛起也是同樣依靠了大規模的建設同時也是以法西斯的殘暴完成了對於社會食利階層的清洗,德國是最先建設高速公路網的國家。而對於西方的發展模式是土地資源相對豐富,各種建設向鄉間轉移,這些都是作為人口眾多土地稀缺糧食必須自給的大國中國或者印度所不具備的發展條件,大國與小國的不同,土地人均佔有的不同,發展的模式也不一樣。況且在日本的經濟起飛時期,著名的成田機場釘子戶就是案例,1966年日本政府給成田機場的建設預算為1350億日元,後來的實際花費是原定的10倍,最後拖延多年還沒有最終建成,機場繞開釘子戶以後原定2500米的跑道也就只能修到2018米,一些大型客機無法起降,並且由於“釘子戶”的存在,一部分滑行道不得不採取了彎曲設計,部分影響了飛機的起飛與著陸。我們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國所有的基礎建設都如日本成田機場的樣子,中國怎麼可能有發達的一天?日本的成田機場的事例也是在日本經濟騰飛以後的個案不是大面積的案例,而日本有過半公眾支援當局透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也就是在當年造成成田機場拆遷13人死亡的日本《土地徵用法》給政府的授權,採用強制手段徵地。日本主流輿論評論說,在日本這樣一個看重集體利益的國家,一方面注重私產保護,一方面很多人也認為在公眾利益面前個人做出一定犧牲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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