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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王朝的穩定,信仰也同時建立了,很多官員是有儒家的信仰的,包括海瑞就是一個信仰的極端分子,而這些有信仰的人從政之來源很少是在為了脫貧而當官的底層人士而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家,對於朱元璋的時代新王朝草創信仰也沒有建立起來,透過信仰限制貪汙腐敗是非常有效和低成本的,不僅僅是儒家的信仰和理想如此,西方的宗教也是一樣的,進行貪汙腐敗的行為是要下地獄的,這對於有信仰的人是極大的精神負擔,你把人的信仰給消除乾淨以後,社會就成為了腐敗的溫床。朱元璋時代就是在元朝蒙古的屠殺下,中國的傳統信仰缺失的時代,在漢人重新取得政權,明朝對於儒家信仰的重建也是需要有時間成本才可以完成的,在沒有任何信仰的朱元璋時代,貪官不受信仰的限制,就會造成貪汙腐敗的橫行,這裡還要說明的是信仰的效果不僅僅是影響有信仰的個體,會造成社會黨俄群體狀態的改變的,因為在社會中如果有一些有信仰的堅定分子成為大清官,這些人的存在是可以非常好的制約貪官的行為的,因為他們是嫉惡如仇的,這些人主動的抵制、發現、揭發、打擊腐敗貪汙,就如大量的官員不惜身價性命的彈劾嚴嵩父子一樣。以信仰人士的自覺作用,國家沒有額外的成本,是效率最高的情況,但是這樣的人群在朱元璋當政的時候還沒有建立起來。若國家沒有這些信仰堅定分子,所有人即使是自己不貪汙也不會與其他人的貪汙行為進行鬥爭,反貪全部依靠國家那麼你就必須付出大量的反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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