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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7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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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要讓錢變成決定力量,這裡有一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必須限制獨裁者的權力,因為當獨裁者的權力膨脹起來以後,錢是無法限制他的,因為人愛賞而畏罰,錢能夠做到的只是利益的賞,因為你只能給他錢而把錢從他那裡拿走沒有他的同意沒有權是辦不到的,所以要做到利益的罰只能是權力,在賞罰的面前二者是不對等的,人總是更畏罰的,錢的賞的邊際效應會越來越小,權力的懲罰壓力卻可以越來越大直至無限大,因為權力可以進行懲罰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有人身甚至生命,在中國的春秋時代,有一個大臣對於國王說:“給人獎賞是當好人懲罰他人是當惡人,以後國王你管獎賞總是好人,本人管處罰總是惡人,這樣對您多好啊!”國王同意了,結果是不久以後這個大臣就成功的篡位,原因就是人們更怕懲罰。所以對於錢你可以淡泊名利也可以不缺錢,但是對於權的壓力你反抗的代價則可能是個人和家庭的性命,想一下不搭理權力人物司馬昭的賢士稽康是怎麼死的?,歷史上鬥富的著名富豪石崇又是怎麼死的?看著這個當時的天下首富連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你就知道了。

因此錢決定是無法面對獨裁的,錢決定成為需要以後,就需要民主了,眾人需要的是利益,而懲罰卻法不責眾。因此在錢取得了權力之後,不僅僅推行民主,對於各種權力可以進行的嚴酷的懲罰手段也加以限制,建立法治,廢除死刑和減低刑罰的嚴厲程度,也有錢決定在背後的影子,在嚴刑峻法的背後是專政的權力的加強,所有的獨裁者維持其統治都離不開嚴刑峻法,而輕刑的背後則凸顯錢的誘惑的利益。西方把中國歷史描述成為一個不尊重人權和生命的歷史,而實際上在西方歷史上迫害異教徒的各種酷刑比中國古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歷史上還沒有西方那樣以絞刑處死偷麵包的九歲男孩的案例,小說《悲慘世界》主人公中國歷史上也不會有苦役的開始,更有甚者的是在近代對於黑人的奴役和印第安人的屠殺,在中國古代王道的思想下也沒有對於被征服民族如此殘忍。西方的人權制度是隨著錢的勢力成為決定因素後才開始的,不是西方人粉飾的那樣的文明,因為在權所控制的世界,刑罰是統治的需要,而在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刑罰是博弈的規則和博弈利益調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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