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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胡斌大家可以看到當時的照片與庭審的時候差別很大,有懷疑是非常合理的,在警方澄清後繼續懷疑是否合理,那就要看具體的事實,在這裡就出現了中國司法制度的空隙:警方澄清後不允許懷疑顯然是有問題的,但是要是把問題放到反面讓你可以懷疑一切,不顧一切情況均可以質疑政府的問題,就會給一些別有用心的顛覆者以機會,也是不妥的,在西方司法制度裡面,這個問題是解決的很好的,那就是讓社會上隨機選取的12個人組成陪審團進行判斷和投票,如果大家都可以認為政府澄清的是合理而且你也應當明知了,證據就確鑿了,否則就不成立,這樣的心證的原則很好的解決了問題,而對於我們的社會一切需要實證,這樣的內心是否認可的明知的實證就只有口供,而讓被質疑的公丨安丨部門取得口供且沒有沉默權,這樣的公正是很難服眾的。這樣的司法空隙是我們的制度性的缺陷,法律是嚴謹的,是不能有制度性的空隙的,否則就會被人鑽法律的空子,現在這樣的案件就是在這個空隙上,如果按照疑罪從無,司法機關的做法就是有錯誤的,這是立法中的問題,在法制社會對於法律缺陷被鑽空子只能是透過以後的立法解決。
我們再看一下,對於這樣的案件,在西方的司法體系中,是否也可以這樣的質疑呢?答案可能會令所有人意外,西方這樣的行為得罪刑比我們的散佈謠言要重很多,在西方這是藐視法庭罪,西方有一句非常強的話,叫做:陪審團永遠正確!如果你沒有特別的證據而質疑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斷,你要承擔很重的刑事控告的!在中國歷史上由於沒有陪審團這樣的機制,最後這樣的權利就交給了皇帝,重要的案件都要皇帝勾決,普通的案件也可以由於御史等等的彈劾到皇帝,而皇帝的欽差都有權放告等同於皇帝的權威,如果你沒有下面審判人員舞弊的證據而質疑皇帝勾決之大案,你就有可能涉嫌欺君之罪,而如果你有證據變成審判的大臣欺瞞了皇帝,審判的大臣就是欺君之罪,這樣的重罪保持了一個社會的公信力,所有的老百姓都相信皇帝不會惡意陷害你,並且以此為前提,即使是陷害那也是君要臣死的事情,而對於皇帝對沒有威脅皇權的老百姓,也確實是不會陷害的,哪怕是昏君、暴君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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