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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7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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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嫌疑人和被告人如何進行羈押的問題上,中國大陸地區的司法實踐之所以和法律規定的精神相去甚遠,也有著很複雜的原因。一來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刑事訴訟理念報復刑思想很重,只要有一定證據認定某人犯罪,恨不得立即關起來,“從重從快”判處;二是因為偵查方過度依賴於口供,只有把人關起來,才能隨時、秘密甚至不惜採取刑訊逼供手段取證;三是偵查人員素質和技術手段不高,如果讓嫌疑人獲得相對自由,則很可能對偵查取證工作形成威脅,增大偵查工作的難度;四是中國地廣人多,社會控制手段資訊化水平不高,地區差別較大,即便一個人不逃亡國外,也很容易消失在13億茫茫人海中無處追蹤。

不過在我看來,即便有這些原因,也不應成為中國大陸地區堅持羈押為主的理由。因為現在中國司法的很多刑事弊端,恰恰源於羈押過多。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某人因涉嫌犯罪被逮捕後,即使檢方或者法院明知證據不足,但為了避免因錯誤逮捕而導致的國家賠償責任和錯案追究責任,就會給被告人勉強定罪,或者挖地三尺尋找另外的罪責,反正儘量不讓被逮捕者清白出獄。

其實,透過這次臺北地方法院對阿扁裁定當庭釋放一事,大陸地區的司法機關也許可以受到某些啟發或內心震動。就大陸地區的刑事訴訟工作來說,我認為雖然無法一時做到將大部分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釋放出去,但至少可做到幾點以啟動羈押制度改革,首先對下列犯罪嫌疑人儘可能多實行取保候審:一是沒有人身危險性且沒有明確妨礙司法可能的涉嫌過失犯罪人、非暴力犯罪輕刑者;二是經濟犯罪嫌疑人,三是沒有人身危險性的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和育嬰期婦女、未成年人等類別的犯罪嫌疑人。在做到這些後,再總結經驗,以擴大取保候審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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