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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汽車行駛的權利,是屬於我們對於我們物權的處分,我們作為中國人有國內道路的通行權,本身也是我們的人權的一部分,路是公有的,對於所有人處置自己物權的限制,在司法上保護我們的物權的根本要求就是這樣的政策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做出,因為我們的通行權和物權本身是法律賦予的,那麼就只有透過法律手段進行限制和剝奪,如果我們能夠以行政權力來限制和剝奪我們的法律權利的話,那麼就是權大於法,我們的法制建設又倒退到改革開放以前了。
想一下當初我們的限放鞭炮,就在北京經過了複雜的聽證和全民討論和人大表決等等程式,現在我們限制市民的車輛,程式如此簡單,肯定是有重大問題的,原因就是要公開的這樣操作,老百姓是通不過的,我們北京有200萬左右的私車,對於不到2000萬的人口,有車的老百姓是大多數。我們老百姓對於奧運的限行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態度,因為這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大家可以相對的忍讓,但是這決不等於就此授權政府可以任意的踐踏民眾的權利。
在限行中究竟是誰得到好處呢?車是不堵了,最得到好處的當然是那些有特權的車輛,他們不受限行,卻可以更好的行駛,所有的這些政策的決策者所開的車輛均是有特權的車輛,他們有誰是坐公共交通上班的呢?他們的決策是有個人私利影響的。如果要提倡老百姓做公交上班,首先要服民心的做法不是封存30%的公務車,而是要求公務員均必須乘坐公共交通上班,哪怕是強制每週就一天也可以,這些公務員所開的車又有幾輛是私車?又有多少限行了呢?政府先帶頭,公務員先乘坐公交,這樣的限行老百姓才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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