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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要戰爭,就必須長期的積累糧食,幾年的糧食積累為一年戰爭所使用,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不能長期戰爭的,南宋為了與金的戰爭,米價漲了十倍,有史書記載米價達到一兩多銀子一斗,這樣嚴峻的經濟形勢,在我們一貫主戰反對議和的各種文章中,從來沒有涉及過。而宋所面對的遊牧民族的戰爭成本是很低的,他們是邊牧邊戰的群體,沒有中間層的低層次結構,如果宋與遼、金進行長期戰爭,雙方所耗費的經濟代價完全不同。而漢朝的經濟結構相對單一與遊牧民族可以比擬,因此在漢代漢武帝可以徵集全國的資源,耗費幾代人的積累和一半的人口進行戰爭,但是宋朝就不行了,除非革命把社會的中間層消滅,否則戰爭的重壓一定會壓在脆弱的底層農民身上,中國的改朝換代實際上就是消滅這樣的中間層並且大量減少人口,國家資源集中,國力增強,國家的國力強弱和富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快速集中資源的機制決定國家的強弱,而不是社會總財富的多少決定國家的強弱。所以宋朝的對外主和與軟弱是經濟上不得已的事實,不僅僅是喪失了燕京山脈屏障的結果,還是戰爭經濟格局決定的結果,從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歷史的發展。
我們只重視史實和人物不研究經濟基礎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搞歷史英雄主義的唯心研究,我們的兵法中講戰爭的勝利首先是勝於廟算,這個廟算是算什麼呢?就是在算與敵國戰爭的經濟基礎問題,具體的戰略戰術,都是圍繞著這樣的廟算而臨機產生的。而我們說宋朝的時候,總是給人以君臣的昏庸,似乎只要有君臣的再英明一些,我們就能夠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這是完全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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