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不回憶了。雖說一滴水能反映太陽光，但水太多了也不好，就真成了灌水了。我們繼續，探討一下上面這個村子反映出來的普遍性問題。

第115節水井與道德

現在，我們共同探討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社會結構變遷問題。在此基礎上，再探討農民組織化問題。——呵呵，我口氣好大啊。其實這些問題都可以寫幾十本書。我又不是專家，研究不深不透，卻又感興趣，就算浮光掠影、點到為止吧。

前貼談到，1911年清王朝被撂翻以後，在中國，這個沒落的倫理型社會開始出現變化。新中國成立後，“鄉鎮—村支部”的基層政權體系建立（1958年以後叫人民公社），取代了農村宗法體系。此後，基層倫理型社會急劇演變，農民被納入了人民公社組織網路。從1979年開始，公社逐步解體，權力被鄉鎮政府繼承。2000年以後鄉鎮政府職能轉型，加上農業稅廢除，對農民的經濟組織職能基本消失。

從上述路徑來看，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民不是一個組織化的過程，而是一個逆組織化過程。到2000年以後，基本恢復了原子化小農狀態。（當然，其中也有一個組織化過程——就是上億農民工進城，成為有組織的產業工人，這另當別論，留待城市化問題去探討。）

從解放到1979年間，在農村，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抓得比較緊。從表面看，延續千年的宗法體制已經被完全取代。其實不然。我以前看到這樣一篇論文，觀點新穎。它是論自來水與農村道德滑坡之關係。據作者調查，在中國某地鄉村，通了自來水的村子，人們道德滑坡比沒通自來水的村子嚴重。究其原因，自古以來，水井是農村的輿論中心。人們到水井邊洗衣、打水，容易相互碰面。於是，井邊就闢有休息之地，人們可以在洗衣、打水之餘談天說地。我想，所謂“市井”一詞，大概就是這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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