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說一句，我們透過學習領會“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後的利益訴求，還能得到這樣的一個啟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場社會利益格局調整，勢必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時也勢必維護和發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動力。改革家就是透過調整政策來調整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我們再用這個觀點，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勢、人民公社的慘淡收場、大包乾的如火如荼。我們還可以理解2000年以後中國面臨的“改革缺乏動力”難題的根源——當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醫療等社會領域之後，到底維護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損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

由於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亂世，新中國建立時農村土地兼併現象十分嚴重。從當時的城市規模和工業規模來看，中國第二、第三產業不可能吸收消化大量無地農民。他們無論是留在農村還是漂在城市，都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不利。實際上，當時中國、印度、伊斯蘭文化區的各個國家，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就是傳統的農村土地產權結構的問題。僅在東亞地區，二戰以後，日本、韓國、臺灣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儘可能實現耕者有其田。

所以，我認為，建國後繼續推行土改是一個正確和必要的決策，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對解放和發展中國生產力具有正面作用。土改具體情況以及歷史功績，歷史書上已有介紹，網上也有資料，我就不去猛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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