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兵之初，玄宗皇帝就碰到了兵源的問題，唐朝兵制源於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府兵從軍府州21-60歲的成丁中徵發，3年或6年選點一次。一旦確定軍名，即成為府兵，隸屬於折衝府，定期上番服役，冬季農閒參加軍事訓練。府兵服徑自備衣糧、馱馬、部分輕武器。兵募，名義上為招募，實質上是強制徵發。這樣兵民合一的好處是不少的，首先無養兵之費，而有多兵之用，然後是兵皆有業之民，無無家可歸之弊，再是將帥不能擁兵自重。但是府兵制同樣有很大的缺點，那就是承平日久，則兵不堪用。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太平久了，軍備廢弛”，兼之訓練無素，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這些都是很要命的毛病。高宗、武后以後，土地兼併嚴重，均田制被破壞．失地的農民無力承擔自備戊具、資糧，兵士逃亡日多。到了玄宗皇帝的時候，竟然不能滿足“番上”的需要（就是短期上調，為皇室禁衛宮廷）！所以，當時的宰相張說，上表皇帝，請求將宮廷宿衛由府兵改為募兵，足可見府兵的廢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玄宗皇帝從善如流，用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由於軍隊由邊防軍改成全部由長期服役的健兒組成的職業軍隊，使得唐朝軍隊的戰鬥力大大的提升，這樣的改革帶來的效果在唐朝的對外戰爭中被證明是極其有成效的（當然這種改革也是導致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根源）。當然光靠募兵依然不能完全解決長期大規模的對外戰爭所帶來的兵員緊張，於是在在邊境戰事中，唐大量發蕃兵作戰，如貞觀九年平吐谷渾，追隨李靖的有“突厥、契苾之眾”，契苾即契苾何力所統部落，他們於貞觀六年內屬，“太宗處其部甘、涼二州”。突厥在貞觀四年平頡利後，太宗用溫彥博策，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眾”。十四年平高昌，侯君集“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眾，步騎數萬眾以擊之”。如此等等，這樣的一種蕃兵大量、普遍地為唐所用的制度，即是唐朝除了府兵制與募兵制以外的一種極其重要的軍制——“城傍兵”，這是一個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對內徙蕃族置於軍鎮城旁，保持其部落組織，輕稅之，戰時徵發，其自備鞍馬從行。蕃兵在騎射上面先天有優勢，而驍勇善戰的蕃兵能夠大量而長久的為唐帝國所用，則在於這種城傍制度。這種城傍制度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國赫赫武功的重要創造者，而且對唐後期歷史及軍事均有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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