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倒不如說這種言官制度不過是皇帝設的一個圈套，給言官督查百官的權力，言官做到這一步，和東廠也有了相似性。皇帝的最終的目的則是限制官員，鞏固自身統治，只是在面子上做足了功夫。

張居正鉗制言官實在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改革舉措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的力度委實難以奏效。況且晚明不少言官自身素質真的不敢恭維，著實有待提高。

張相公博聞強記，不到百天就把厚厚的一部《大明會典》背得滾瓜爛熟而且終身不復忘。每每退朝，他傳喚六科給事中，突然發問：這個會典上是怎麼規定的？這件事按照本朝法制應該怎麼處理？

言官們頓時被問得一頭霧水，他們面紅耳赤，左右相顧，不能發一語作答。靠這些不學無術的言官反應輿情，為國家獻策乃痴心妄想，國家不被他們帶進泥潭就不錯了，張相公果斷地把不稱職的言官外放出京城，其餘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於是埋頭故紙堆研讀本朝典章制度，已備首輔不時詰問。

張居正不愧是帝國最有優秀的典故專家，任言官發憤苦讀，相爺間發一語，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即便有人條對，也沒幾條能戳中精髓，答到點子上來。時人丁元薦感嘆：“一時臺省受其鉗束若門隸，則其才勝也。”（《西山日記》）既然言官才學不夠，那就只能屁顛屁顛聽從高人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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