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宗族宗法制度，前面已經講到過。由於宗族宗法關係的存在，地主階級不僅在天下多攘之際才突顯其力量，其防患於未然的隱形作用才是最關鍵的。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撲滅造反派，而是防止造反的發生。

宗族，是封建時代社會的基層細胞，依賴宗法來管理族內成員甚至財產，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基層政權的職能，許多社會矛盾都能在宗族內部被消化掉。漢末至魏、晉、南北朝，天下多故，宗族社會滋生出來的門閥士族得到蓬勃發展，絕非偶然。

曹操曾經一度力圖打破門閥士族對政治和經濟的壟斷，結果以失敗告終，連曹魏政權也被士族代表司馬氏所篡奪。直到公元１９世紀，嚴復還感嘆說，中國人與其說是國家公民，不如說“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而秦朝的狀況，從前文我們已經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宗族宗法紐帶，也早被商鞅給扼殺在萌芽之中。

統一前後的秦，由於國有制經濟的全面發展，＂並不存在什麼新興地主階級＂②， 更沒有私營工商階級。那時沒有地主，沒有奸商，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可憐的是，這樣的政權不但得不到一個地主階級的支援，而且統一過程中失去土地的六國地主還成為顛覆它的主謀之一。

反秦起義中齊國的復辟者田儋和其堂弟田榮，就是在統一後失去土地的地主殘餘份子。而且短短十餘年時間，原有的宗族隸屬關係並沒來得及完全消釋，田氏兄弟的武裝，核心成員就來自於他們的宗族，甚至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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